首页 > 新书推介 > 文章正文

王云五:小学徒到出版大家

——读金炳亮《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
责任编辑:叶秋红 来源:中山日报 发布日期:2018-12-05



071_b (1).jpg

王云五

p35_b (2).jpg

1933年11月,王云五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开工(左8为王云五)

p36_b (1).jpg

本文配图来自《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

p37_b.jpg

著者走访泮沙村,与王云五家族后人交谈。王云五祖屋现已不存,这是其后人在原址盖的房子,编号为王屋正街一巷6号。

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何腾江先生赠送金炳亮题签新著《苦斗与壮游:王云五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我喜出望外,一口气读完,犹觉意犹未尽。王云五是近现代中国的著名人物,中山市南朗镇泮沙村人。我曾数次专程到泮沙王屋,寻访遗迹,可惜房屋倾圮,荒草丛生,仅剩一口枯井,据说是当年王家留下。在王云五世代祖居的南朗乡间,我们已无法找出与之相关的断瓦残垣。金先生此次为香山先贤立传,煌煌四十万言,文字酣畅淋漓自不待言,更是知人论世,指出了近代中山星空中闪亮的一颗星,既为后人建立了精神坐标,又为家乡承续了文脉流向,实在功莫大焉。

  王云五童年为避匪乱,曾在泮沙村居住了4年。有乡人猜测,王云五名字的由来,即暗合了泮沙附近的“云梯山”和“五桂山”。王家世代务农。他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租界一名普通的买办。在考中秀才的长子英年早逝后,父母认为家族没有读书当官的“风水”,让王云五早早辍学,进五金店当学徒。谁能想到,王云五白天做工,晚上读夜校,在自学道路上一发不可收,通过半工半读,以坚毅刻苦去应付一切困难,从一位没有颜值、没有学历、没有人脉的草根青年,成长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出版家,最终在出版、政治、学术、教育等领域取得成就,其生命体现出来的意志和精神,透过历史纷繁的迷雾,依然嘉惠后人。

  金炳亮先生以“苦斗”与“壮游”,概括了王云五90多年逆袭人生的关键词。王云五崇尚“吃苦”,少年苦学,中年苦斗。五味尘杂的人生,他认为吃苦最能刺激人的斗志。他说:“所谓苦其心,便于对于心志的不断刺激,使之奋发。我平生遭遇不少挫折,在他人或不免灰心,我却视同苦其心志的一种机会,辄处以积极的态度。”“壮游”是王云五人生的写照,他从事教育,教出了学生胡适;从事出版,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为时人贡献出“四百万”: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为现代中国开启民智贡献甚大;从事政治,1949年前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49年后去台,历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推崇“博而不专”,甚至抱着辞典和大英百科全书通读,性格即命运,王云五的人生履历,历遍河山,壮游万里,不在一处深耕,却又随心所欲,遍地开花,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博而不专”呢?

  但一个草根青年的逆袭人生,仅凭苦斗是远远不够的。在大转型的近现代中国,像王云五这样,能接触孙中山、蔡元培的际遇,仅仅是其中的极少数幸运儿。读金炳亮先生著作,我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王云五性格有了更近距离的触摸。或许,还有“选择”和“担当”更能清晰领略王云五“不服输、不肯认命的战斗性格”。(金耀基语)

  王云五精于计算,他在进退转身之间的选择,尤其透露着一个买办家庭的家族基因。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家文化机构,但北大常维新,商务印书馆却在新文化运动后日趋保守。1921年,当商务印书馆酝酿改革时,是胡适向商务高层张元济和高梦旦推荐了王云五,商务内部也有人向张元济推荐了王云五。内外两方面的推荐,让商务高层对籍籍无名的王云五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最终促成了王云五的入职。金炳亮先生在书中说:“王云五是在合适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合适的地点(上海)和合适的场合(商务印书馆寻求变革),及时地出现在了胡适、张元济、高梦旦这样一群具有识才的眼光、爱才的胸怀、用才的胆略的人面前”。但试想,如果没有王云五精心的谋划,没有任何出版经验和学历的他,又怎么走进胡适的人选范围?要知道,商务印书馆原来属意胡适,请胡适出任,而胡适推辞之后并没有想到推荐王云五自代。1921年7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梦旦问我,若我不能来,谁能任此?我一时想不出人来。”但一个多月后,9月6日,胡适正式向商务印书馆推荐了王云五。在这中间,我们通过金炳亮先生的著作,知道两人“频繁互访,倾心长谈”。当商务印书馆伸出橄榄枝的时候,王云五既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而胆怯,也没有被商务的大牌名头吓退,他表示可以先试用三个月,试用合格,再正式任命。金炳亮先生评论:这种低调的回应,正是王云五的精明和过人之处。因为胡适已经把商务印书馆的困境和改革思路,悉数告诉了王云五。试用,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富有弹性而进退有据的最好选择。

  这是起步的选择,还有晋升的选择。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快速发展,创业元老陆续退休,总经理人选难产之际,王云五进入人选行列,但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要总经理负责制,不能做有名无实的总经理,二是要上任后半年出国考察,研究科学管理。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如果董事会接受,他就可以大干一场;如果董事会不接受,他也有一个拒绝的理由。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详细有趣地读到,王云五如何在出版策略上超越张元济而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的出版机构;他投身政治,又是如何面对名利和报国之间的选择;1944年他入选延安访问团,最后临时托病不去,错过这次历史性考察;去台后,老树开新枝,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等等。人的一生,有大的选择,有小的选择,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选择,勾勒出了生命的轨迹,指明了生命的价值。对于有些人来说,串起这些选择的绳索,是理念的追求,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利益的计算。任何选择都有机会成本,得到了这个,必定失去了那个。作为出版家,张元济错过了《孙文学说》,王云五同样错过了《鲁迅全集》和陈独秀的《文字学注释》。这都是生命中的风景,远近高低,各有不同,没有什么遗憾。性格即选择,我们常在童年和少年经历中追朔性格的原点。原来王云五在11岁返乡,跟着族中的堂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利用这时期的余暇,把珠算的归除诀念得很熟,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这些微妙的细节,都被金炳亮先生敏锐捕捉到。

  为人避事平生耻。王云五的担当,令人敬佩。1920年代,上海几十万产业工人云集,有数千工人的商务印书馆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面对背景复杂的频繁工潮,商务印书馆高层一筹莫展,有的年事已高,有的不善言辞,有的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王云五被推了出来。金炳亮先生记述了一个故事:1925年8月26日,正当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驻守上海军阀孙传芳,派一名营长到现场,要求资方出钱妥协,工人立刻复工,今后禁止罢工;如不执行,立刻派兵抓人。这时候,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拉住了营长,扑的跪在地下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二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派兵来。营长不置可否走了。王云五回身对大家痛哭,说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当时在场的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多年之后在《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回忆这一幕时仍感记忆犹新。

  即使在商务高层,处理劳资纠纷意见也不统一,张元济主张和平解决,也有人主张强硬平息。王云五处在这种犬牙交错的利益冲突之中,身心俱疲。他说:此后,一遇到劳资纠纷,资方都一致推我出马应付,竟使不应负责之我,转而负了全面的责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日寇炮火猛轰,化为灰烬。为紧缩开支,尽快复业,王云五将全体职工一律解雇,不想掀起轩然大波。在与工人反反复复交涉中,王云五无时无刻不受到辱骂和威吓。4月8日,他80多岁的父亲病逝,外加日寇入侵,资方施压,职工抗议,数重打击之下,原本黑头发黑胡须的王云五,很快“须发皆白”,但他依然抖擞精神,不惜短丧废礼,在父亲安葬的次日,就忍痛任事,周旋于馆务,让商务印书馆尽快复业。

  王云五曾提倡“老板主义”,认为一个从业的人员,即便不是老板,但也要时时以老板自居,对他的事业负起绝对的责任,勇于担当,决不后退,这样事业才会进展。他开玩笑说,如果说我办商务有什么成功秘诀,第一是科学管理,第二便是老板主义。

  王云五的担当,不因年岁老去而废弛。《东方杂志》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出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去台之后,王云五多方渠道收集,终于在1971年,集齐全部《东方杂志》,合50卷影印出版。为了免使杂志遭禁,及时印出并送到订户手里,84岁高龄的王云五逐页检阅,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历经半个月的“苦斗”,终于把全套杂志如期送到订户手里。同仁回忆:完成这个工作以后,王云五整个人形同瘫痪,疲惫不堪,以至经旬卧床不起。从此以后,王云五精神和健康判若两人,身体再未恢复元气。

  金炳亮先生浸淫出版行业30余年,对行业的困境和变革知微见著。《苦斗与壮游:王云五传》一书,不仅仅写王云五一生遭际,更通过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写出了中国这家最重要出版机构的百年变迁,写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业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相互激荡。那些脍炙人口的辞书、文库、杂志,让我们看到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术的童年,以及汲取营养之后成长的轨迹。金炳亮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多年的史学素养,让《苦斗与壮游:王云五传》一书不局限于出版行业史。我们不仅看到了出版史中的王云五,也看到了启蒙史中的王云五、文化史中的王云五、抗战史中的王云五,更看到了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动荡中,一位历史人物的努力和挣扎,以及他所能实现的人生的高度。金炳亮先生兼具出版人和历史学者双重身份,无疑是书写王云五的最佳人选。

  2016年,在商务印书馆即将迎来创办120周年的时候,我有幸到南朗工作。我和何腾江先生谈及,一是延请大家写一本《王云五传》,二是在泮沙村建设一家王云五纪念图书馆。现在,金炳亮先生写的传记出版了,遂了第一个心愿。第二个心愿,因为各种缘故,至今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说是遗憾。